前者采用了第三方的说法，从语义上可能包括后者所谈及的社会中介组织，但比其含义更宽泛。
但是，就是这个与常识十分贴近的简单道理，在早期却并不被立法者认可，他们认为这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19]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在行政机关内部，立法者基于法规命令（Rechtzverordnung）和行政规则（Verwaltungsvorschriften）的两分逻辑，还可以采用行政规则对法规命令进行第二次细化，这向法律明确性迈进了一大步。
[11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16）》，2017年10月8日发布，第19页。[118] 同注10，朱大旗、姜姿含文，第123页。进口或者出口相同情形的货物，应当适用相同的行政裁定。其三，从比较法上的研究来看，一般也都会将行政事前答复归为类似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处分之列。尽管早在1962年，德国法学家会议公法部门曾经以《在公法上现存有关告知与承诺之原则是否应宜予维持》为题，展开过是否将行政事前答复纳入一般法制化框架内的专门讨论。
从根本上来说，附款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前答复法律效力的发生机理存有差异。但是，倘若将其置于比较法背景中加以观察，结论却恰恰相反。[3]故而，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和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管辖和制约的独立机构。
[3] 不能不注意的是，现行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委员都是兼职的，委员这种身份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享有某种薪资待遇报酬，而完全是荣誉性的。而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又只能对这个建议名单予以等额审议遴选。任何社会人士都可以参加听证会并在会上发表意见。（2017年）10月28日上午，2017年度安徽省员额内检察官遴选考试在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开考，来自全省三级检察院的1107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检察人员参加考试。
[11] 此则报道虽短，但它所释放的信息量却很大。这两个办公室肩负着司法官遴选的绝大多数事务性工作，诸如年度司法官遴选名额的确定、遴选程序的启动、组织资格审核、组织考试、组织专业考核等等事项，都是由它们掌控并具体承办。
何以如此？试从两个层面分析如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判断候选人是否具备当司法官的基本素养，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是否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他们的个性气质是否适合做一名法官、检察官。之所以说是无形的，是因为不管是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还是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它们都是受当地党委政法委领导的，后者的决定对它们具有绝对的约束力。所幸各地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在开展遴选后，当地媒体都有详略不一的报道，从中我们不难窥见它们的运行机制之真面目。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充分揭示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形式主义特质。[14] 周青莎：《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审议试点单位首批拟入额建议人选》，载《河南日报》2016年10月24日，第2版。上述程序，经遴选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适当简化。[15] 相比较而言，辽宁省的这个报道对该省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运作介绍得甚少。
因为等额推荐就意味着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遴选只是一道形式程序，它并没有在这个遴选过程中淘汰某些不合格候选人的权力。如果说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和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是影响司法官遴选结果的有形机构，那当地党委政法委则算是一个随时可以改变遴选结果的无形机构了。
实践中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事实上难以扮演好专业把关的角色。所谓时间上的充足性，系指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务必在较为宽松的时间限度内开展遴选工作。
摘要: 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能在较为宽松的时间限度内开展遴选工作，有与候选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遴选出来的候选人能获得同级人大认可并被任命，此乃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具有权威性的基本要求。对于有争议、遴选委员会难以认定的候选人，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甚至要举行听证会，以确保候选人的资质。如果各级人大对遴选委员会的遴选结果不予认可，被遴选出来的候选司法官最终不能被人大任命，那不管遴选机制多么合理正当，不管遴选结果如何客观公正，那都没有实际意义，是发不了光和热的无用功。三、应然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运行机制 实践中各地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运行流于形式诚然出乎意料、不如人意，但法学理论研究不应止步于此等实践状况的描述，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深思应然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运行机制该当如何，以为改革和完善实践中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运行状况做出理论性的智力支持。应然上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在遴选时不应如此，而理应保障平均每个候选人有至少15分钟的时间与遴选委员会委员面对面交流。不管两高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如何强调实质审议，如何宣传独立、公正、权威，但只要对他们的遴选工作机制稍加审视，就可知实践中它们的工作很难做到严格认真、细致慎重，形式主义的色彩明显较重。
为了确保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候选人的法学教育背景、法律从业经验等资质问题，必须由司法官遴选委员会亲自审查，不能交由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代劳。其他地方的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即便与之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也不至于与上述情况有本质性的不同。
王欣：《我国司法官遴选与惩戒制度设计中的三个基本问题》，载《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对于申请人而言，这个步骤尤为重要。
遴选委员会通过考核、面试等方式，遴选法官、检察官人选，第16条规定遴选委员会委员审议确定法官、检察官人选的遴选结果后，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公示期结束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既然留给他们审议的时间是如此之短，那讨论其运行机制问题就难免过于奢侈了。
一天之内遴选委员会要对2 127名入额人选情况进行逐一审议，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效率呢？假设北京市司法官遴选委员会这一天有效工作八个小时，且中间没有任何休息，那平均在每个入额人选上所花的时间是0.23分钟，也就是13.8秒。省遴选（惩戒）委员会遴选法官、检察官的具体程序另行规定。如上所述，从法理上看，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应该是负责司法官遴选的最权威的机构，任何其他机构都只能为之提供某种协助，而不应凌驾于它之上，否则，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就注定要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甚至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工具。2015年11月底，云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对该批法官进行公示。
假设某省司法官遴选委员会所有成员分三个小组进行面试，又假设给每个候选人的面试时间是15分钟，再假设遴选委员会一天有效工作时间是7个小时（考虑到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委员绝大多数都是年过半百的长者，就不按8小时工作制计算），那这样的话，一天下来，该省司法官遴选委员会也可以面试84人之多。进入专题： 司法官 遴选委员会 。
2. 北京 （2016年）5月9日，北京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市法院系统法官首批入额组织实施工作汇报，并对全市21家法院入额人选情况进行逐一审议。而假如每年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分两次开展遴选工作，那一次只要一天的面试时间就足以应付。
对于那些较有争议的候选人（判断争议的标准就在于有个别或部分遴选委员会委员认为该候选人不合适或者业已有社会人士针对候选人向遴选委员会提出了书面异议意见），为慎重以见，遴选委员会应该就该候选人是否适格的问题公开举行听证会。参见李晓群：《我省举行法官遴选考试》，载《安徽日报》2017年10月29日，第6版。
听证会结束后，遴选委员会再就是否推荐该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毕竟，真正的决策性工作都依赖于这些事务性工作，后者是前者的前期准备，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后者的判断结果。[4] 如《山西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试行）》第13条规定遴选委员会在省委政法委设立秘书处，又如《福建省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章程（试行）》第8条规定遴选（惩戒）委员会在省委政法委设立省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秘书处，再如《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试行）》第13条规定遴选委员会设立秘书处和法官、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负责遴选委员会的日常性事务。赵恒：《当前改革背景下构建规范的法官遴选机制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1期。
一方面，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就决定了其遴选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而遴选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除了依赖遴选运行机制合理正当之外，还必须使遴选结果是最终的结果，即为各级人大所认可并正式予以任命的结果。（五）审议确定推荐人选。
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从本单位符合条件的公务员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的，经遴选委员会决定，可委托中级人民法院、市级人民检察院组织考试、业务考核。关于司法官遴选运行机制，只能从其遴选过程来考察。
最高人民法院遴选委员会强调实质审议，遴选委员会享有充分的审议权，审议过程中，委员们对候选人的入额资格、办案绩效、测评考核等情况如果存在疑问的，随时可以要求遴选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作出说明，表决时不划定差额比例或指标，更不指定淘汰人选，由委员们根据审议情况自主决定差额人选，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毋庸置疑，这个步骤只能由司法官遴选委员会亲自执行，交由其他任何机构都难以保证足够的权威性和公正性。